作者|肖复兴
老北京人对季节的变迁有着独特的仪式感。每逢盛夏来临之际，宫廷之中，男子需脱下厚重的暖帽，换上轻便的凉帽；女子则要取下华美的金簪，换上晶莹的玉簪。人体对冷暖的感知最为敏锐，而服饰饰品则如同为季节变化点缀的精美边饰。
而对于居住在普通四合院中的百姓而言，虽无繁复的首饰更替，但窗纱的更换和天棚的搭建却是夏日来临的标志性习俗。
清代竹枝词中曾描绘道：”绿槐荫院柳绵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揭疏棂糊冷布，更围高屋搭凉棚。”诗中所言”搭凉棚”，指的是无论官家宅邸还是平民居所，只要是四合院落，都会在庭院中搭建凉棚，这正是老北京四合院”天棚鱼缸石榴树”传统格局中的”天棚”元素。而”糊冷布”则是指家家户户需在窗户上安装新的纱帘。
然而，能够负担得起凉棚搭建的，必定是家境尚可的人家。清同治年间的《都门杂咏》中便有诗云：”深深画阁晓钟传，午院榴花红欲燃，搭得天棚如此阔，不知债负几分钱。”这首诗生动地刻画了家境一般的人家为了搭设凉棚而不得不负债的窘境。
因此，对于普通家庭而言，窗帘的实用性远胜于凉棚。即便是最为拮据的人家，虽可能不搭建凉棚，但窗帘和门帘的准备却是必不可少的。哪怕只是用廉价的冷布或秸秆编织的简单帘子，也是会精心准备的。
这样的习俗传统一直延续至上世纪80、90年代。那个时期，许多四合院或大杂院中的人们会制作独特的窗帘：有的用塑料线绳串上玻璃珠编织成帘；还有的将旧挂历剪成细条，如同鞭炮尾般大小，用线穿缀起来，这些彩色的挂历在阳光下呈现出印象派般的斑驳色彩，曾风靡一时。
当然，这已成为仅限于四合院或大杂院生活的独特景致。随着人们搬入现代化楼房，这类帘子逐渐从历史记忆中消失。记得当年在天坛东门南侧新建的简易楼区，还有人家悬挂着这样的帘子，随风轻摆的样子，仍带着几分老北京的风韵。如今，这一带早已拆迁，时代的变迁，使得这些帘子成为历史注脚。
老北京普通家庭大多使用花格纸窗，即便无法像富裕人家那样换成竹帘或湘帘，至少也会更换一层孔洞稀疏的薄纱，以便凉风进入室内。这种糊纱布，即竹枝词中所描述的”糊冷布”。在那个年代，我们称之为”豆包儿布”，价格十分亲民。
关于老北京四合院的门窗格局，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曾给予高度评价：”京城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以研究数百年，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他的描述十分贴切，但在我童年居住的院子里，房屋的窗户与他所述略有差异——外面一层糊着窗户纸，里面一层则糊着冷布。糊绿色冷布的窗户较为少见，卷窗更是罕见。外层的窗户可以打开，向上拉动后挂于铁钩上，旁边配有支架，既能阻挡蚊虫，又能让凉风自由穿堂。
前段时间，偶然读到邵燕祥先生的一篇短文，题目为《纸窗》。文中描述了1951年的情景。当时郑振铎的办公室位于北海团城之上，邵燕祥前去拜访，发现郑振铎的书桌前临着一扇纸窗。郑振铎兴致勃勃地向友人介绍纸窗的优点。这位老人对这种老式窗户怀有深厚感情。事后，邵燕祥回忆道：”心中浮现一方雕花的窗，上面罩着雪白的纸，鲜亮的太阳光透过纸，变得柔和温煦，几乎可掬了。”他将纸窗的美感、益处以及人与心情乃至梦境的交融，描绘得如此温柔动人。
对于北京的纸窗，邵燕祥还表达了另一番感悟：”也许明清以后的人才用纸糊窗，也才领略此中的情趣。月明三五照着花影婆娑，这是温馨的；若是霜天冷月，把因风摇晃的枯枝的影子描在窗纸上，可就显得凄厉了。”他的话语恰如其分，夏夜的月光将树影花影描在窗户纸上，才是美好的、温馨的，老北京这种用高粱纸糊的窗户，才最为契合；而冬日的薄纸窗，却难以抵御朔风的侵袭。
后来，我在《燕京杂记》中读到，当时有一种特殊的窗户纸叫”玻璃纸”，俗称为”光明纸”，用于糊窗，从内往外看则透明，从外往内看则昏暗。我未曾见过这种玻璃纸，但在我们的大院里，倒是见过富裕人家将花格纸窗换成玻璃窗的。
我家的窗户并未全部换成玻璃，只是将中间一块对开的区域改用玻璃，这算是跟随时代发展的举措，也带着几分自鸣得意，颇有阿Q式的意味。尤其是雨天，趴在玻璃前观察雨珠在玻璃上滑落，又一滴一滴地向上攀爬，成为我童年寂寞时光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再读同治年间的竹枝词：”画堂春坐日迟迟，富贵人家得自宜。不待揭帘知客至，疏窗嵌得是玻璃。”不禁自嘲当初的自得。原来早在同治年间，人家就已经使用玻璃窗了，坐井观天的我还以为换上巴掌大的玻璃窗，就是跟随时代发展的表现。
我们大院尚未拆迁时，我回访故地，看到那些花格木窗早已消失，全部换成了大玻璃窗。然而，每扇窗户旁边的铁钩和支架依然存在，尽管已经锈迹斑斑，却如同沧桑的时光老人，静默地悬挂在那里，任凭风吹日晒，这是那个消逝的年代留下的记忆痕迹。
我问站在身旁的年轻人：知道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吗？
他们茫然地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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