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先生的《故宫审画录》手稿，犹如一扇尘封的窗，窥见了这位艺术巨匠的内心世界。
在其尘世生涯中，他与两位知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位是小他四十岁的傅雷，一位则是在他离世后，仍相差七十五载却心灵相通的王中秀。黄宾虹曾在书信中流露心声：“众见参差，踽踽凉凉”，道尽了他那个时代的孤独与坚持。“返本以求”的黄宾虹，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犹如一位“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孤独求索者。而半个世纪后，王中秀在故纸堆中默默耕耘，用三十年的冷板凳，将绢纸上的艺术大师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的故人。
时光荏苒，三十年后，黄宾虹的艺术价值已随着蓬勃发展的艺术市场水涨船高，跻身“亿元俱乐部”，成为资本追逐的明星。《黄山汤口》拍出3.45亿的天价，《山水四绝》以7820万成交，《南高峰小景》售价6267.5万，《山川卧游卷》也拍得5290万……拍场上的竞价热潮与社交媒体的狂热追捧，让当年的“踽踽凉凉”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的“热热闹闹”。在资本的裹挟下，大师成为了招徕名利的符号，然而，这条不再寂寞的道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黄宾虹当年的追求？又有多少人能够看透他画作中黑团团墨团团所蕴含的深邃意境？此刻回望历史，正是为市场提供冷静思考的恰当时机。
2018年11月28日凌晨，王中秀先生溘然长逝，他毕生珍藏的艺术文献和万篇论文，留给中国艺术史学界无尽的惋惜，更留下了一棒薪火相传的接力棒。3月18日，“神州国光：王中秀藏黄宾虹艺术文献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拉开帷幕，当代学者与青年学子在这座精神殿堂中，探寻着前行者的足迹，孕育着中国艺术的未来。
黄宾虹 《山川卧游卷》（局部） 40.5×305cm 纸本设色 1952年
黄宾虹的绘画图式，独树一帜
■王中秀（近现代美术史学者，黄宾虹研究专家）
牛蒡草虽历经磨难，却依然在伤痕累累的躯体上绽放出新的生机。
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牛蒡草，其生命力和遭遇，让我们不禁想起20世纪中国画的命运。在那个世纪之交，中国画与中华民族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世纪的风雨中，中国画遭遇了来自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是19世纪商品化进程中中国画坛的式微惯性，另一方面则是国人眼中新奇而陌生的西方古典绘画艺术和观念。在双重夹击之下，有人惊呼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绝境。
于是，中国画坛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些有识之士从外来文化中看到了中国画的曙光，开始探索以西方绘画技法改造中国画；而一些守旧之士则固守传统，除了哀叹外，满足于偏安一隅。
这就是世纪之初中国画坛的形势。
由于黄宾虹对折中中西日画的强烈抨击，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精华的坚守，由于他探讨画论多使用旧有画论“部件”，由于他的绘画图式源自传统，长期以来，他被论者视为守旧派。然而，当我们把他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考察，当我们细细品味他的论画之作，就会发现这样的定位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黄宾虹的实际情况远比简单的定位复杂。
30年代，黄宾虹在《中国山水画今昔之变迁》中认为，学术界对外来的欧日学术“借观而容其选择”是“理有固然”的，但必须在“借观”的同时“返本以求”。他知道，“返本以求”的取向容易与守旧和逆潮流相混淆，因此一再表明心迹：“鉴古非为复古，知时不欲矫时。”尽管应者寥寥，他依然坚持在古纸堆和世界艺术潮流中寻觅求索，并于1934年发起百川书画会，与一批年轻的美专西画教授切磋中西画理。纵观其一生，他坚守本土文化的同时，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坚信在危机与机遇并存的现代，传统深厚的中国绘画必将再铸辉煌。
“借观外来艺术而返本以求”，需要“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寂寞心态，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竭一生之苦功的毅力。这对于生活在严酷生存压力下要养家糊口的画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因此，在1943年黄宾虹遇到傅雷之前，现实留给他的只能是“踽踽凉凉”的独行者之路。
这条独行者之路，使黄宾虹既不同于视传统为糟粕而热心于折中中西的“新派”，也不同于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而泥古不化的“旧派”：他处于新旧两个阵营的边缘之外。这使他把自己流放到两个大陆之间的一小片“孤岛”之上。
黄宾虹“返本以求”的画学语言看似老生常谈，他所给出的带有强烈个性化色彩的理论阐述的图式远离时尚审美趣味，不入时好，因此生前身后很长的一个时期，他的艺术和艺术理论难邀真赏，知音寥寥。当风云变幻的20世纪远去，中国画生存环境和生长空间再度引起人们关注，当20世纪文献整理工作取得一定进展，黄宾虹那一度难以参破的画理内核有望突破，他个性极强的作品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发掘出来的一度尘封于发黄变脆纸张上的“黄宾虹文献”几乎成为一门“显学”的时候，回顾梳理黄宾虹“独行者之路”的历程，也许是件饶有兴味的事。
艺术拒绝复制，拒绝泥古不化，黄宾虹的绘画图式，只属于他一个人。摈弃他的绘画图式，摈弃他奉献的艺术瑰宝，黄宾虹艺术思想的哲理、艺术演化的机制，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
傅雷认为：“绘画鹄的当不止于撷取古贤精华，更须为后人开路。”
我想，他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