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创作中运用典故的现象，早在北宋时期乃至更早的词作中就已存在。到了苏东坡的时代，他明确提出了词体创作可以大量借鉴典故的观点，这使得典故在词中的运用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而在众多词人中，辛弃疾则是使用典故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可以说，在两宋词坛上，辛弃疾运用典故的频率和广度都是相当惊人的。
以我们熟知的辛弃疾词作为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就巧妙地融入了孙权、刘裕、宋文帝、佛狸、廉颇等五个历史典故；《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更是连续引用了“张翰闻西风而起莼鲈之思、许汜求田问舍为刘备不齿、桓温流年易逝之叹”这三个典故；《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出现了“八百里驳”“的卢”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典故；《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则借用了司马相如创作《长门赋》的典故……这些典故的运用，不仅丰富了词的内涵，也使得作者的情感表达更加含蓄而深刻。
然而，辛弃疾在词中大量使用典故的做法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一方面，典故的运用确实能够增加作品的故事性和思想深度，使得词作更具文化底蕴；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他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华丽，甚至有故意炫耀才华之嫌，因此将他的词作称为“掉书袋”。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辛弃疾在词中大量使用典故这一现象呢？这种创作手法是否真的属于“掉书袋”的行为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辛弃疾这样做的客观原因。
辛弃疾出生在金朝统治下的济南地区，长期的宋金对峙局面使得“沦陷区”的人民与南宋政权之间的联系逐渐淡薄。当时，河北地区的老者甚至对子孙表示：“我们都是在战争中长大的，已经二十年了，不知道有宋朝，我们这些老人死了，恐怕也无法再思念宋朝了。”然而，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未能随朝廷南迁的遗憾，他始终坚守着对南宋的归属感。这种情怀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孙子辛弃疾。辛弃疾早年曾组织义军并投奔南宋朝廷，但南宋朝廷对像他这样的“归正人”的态度却十分复杂。
所谓“归正人”，指的是那些在沦陷区生活并最终回归本朝的人。在宋金关系缓和时，南宋政府会拒绝接纳归正人；而在宋金关系紧张时，南宋又想依靠归正人联合抗金。无论怎样，南宋朝廷对归正人始终存在着排斥和猜忌的心理。因此，辛弃疾在南宋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有二十多年是闲居在家的。即使让他领兵打仗，也始终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
——本段内容改编自我之前的文章
当一腔热血的辛弃疾回到南宋时，却遭遇到了不信任和排挤；当他想要收复失地实现理想时，又遭到了更多的打击。因此，辛弃疾很少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宋代文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出了一个“唐诗无避讳”的观点，他认为：“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即使是那些‘非外间所应知’的宫闱秘闻，诗人‘反复极言’，‘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则绝不敢如此。”以中唐诗人白居易为例，他写《新乐府》《秦中吟》系统批评当朝社会弊端，写《长恨歌》揭露玄宗与贵妃的八卦故事，但 himself 并没有因为这些诗歌而获罪。（详情见：）
洪迈的这一总结充分体现了宋代文人对唐代文人的羡慕之情。因为在宋代，文人创作的环境已经不再像唐代那样宽松了。例如苏东坡就因为所写文字被过度解读而获罪，史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被很多人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桩文字狱，不过也多有辩驳者，这里咱们不纠结，总之，大抵在苏轼之前因为写诗作文而被过度解读招致祸端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顺便再提一下，在白居易身后，后来的皇帝唐宣宗李忱还写过一首《吊白居易》纪念他，诗云：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你看，宣宗不仅将白居易封为“诗仙”，而且高度肯定其《长恨歌》《琵琶吟》两篇诗歌的艺术价值。试问，哪个宋朝文人不羡慕嫉妒恨？
言归正传，面对严酷的话语环境，屡遭打击，处于孤危的地位就使得辛弃疾不得不借用历史典故隐约表达，托古喻今。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辛弃疾词中出现的典故关涉的人物也多半是比较有智慧、比较有才干的一些贤臣、明君、能将之类，以此和现实做对照。
有宋一代，文化氛围相当浓厚，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赵匡胤。赵匡胤是被“黄袍加身”的，为了防止第二个“赵匡胤”步他的后尘，他就寻思着收掉重臣权将的兵权，于是就有了“杯酒释兵权”，并且鼓励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这种“崇文抑武”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娱乐文学的词的发达。
与“崇文抑武”的国策相适应，宋王朝开放了科举考试的名额。根据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北宋一代开科 69 次，共取正奏名进士 19281 人，诸科16331 人，合计35612 人，如果包括特奏名及史料缺载者，取士总数约为 61000 人，平均每年约为 360 人”。单看这组数据也许你不会觉得很多，对比一下唐代科举数据就一目了然了：唐代290年左右的时间，录取的进士4000左右。也就是平均每年十来个人、二十几个人。
科举考试门路宽了之后，文人士子的学习热情也就提高了。而进士科考试内容包括诗赋、策论及儒家经义，重点则在诗赋、经义和策论方面。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学习涉猎的范围又比较广泛，且不说本文主角辛弃疾学识深厚，前辈苏东坡也是全能型人才，还有诸如黄庭坚诗、词、书法皆有造诣。
理学同样兴于北宋中期，理学家注重研究、注释儒家经典，一时间文人士大夫圈里学问氛围也是相当浓厚。
这些反映到文学中：对词的影响就是不断雅化，使用典故也随之增多。只是，辛弃疾大概是使用典故最多的那一个。当然不止是词，在诗歌领域，影响有宋一代的“江西诗派”作诗“以学问为诗”就是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曾经主张创作应该“无一字无来处”——说通俗点就是作诗要在前人的文字堆儿里能找到依据，宋诗中的用典现象亦是常见。
辛弃疾词中使用典故，多半符合个人诉求需要，他所引用的典故是符合自己当时的心境的。虽然用典繁多，但从整体上看，典故使用是比较圆熟自然的。毕竟，辛弃疾才气大、感情真，足以驾驭。
正如胡云翼在《宋词研究》中所说：“辛弃疾的才气极大，在他的长词里面，往往能够表现出一种伟大的英雄气魄，虽有时不免掉书袋，不免用事过多，却用得自然活泼，并不觉得累赘束缚，依然有种方恣自由、淋漓痛快的精神。”
正如我在开篇提到的那几首词，虽然使用了不少典故但是不影响这些词的传播程度。
讲道理，不论是诗歌领域还是词坛，使用典故的绝不仅仅是辛弃疾一人。为什么偏偏稼轩词中的用典引起了一些争议呢？
我认为有两方面的直接原因：其一，辛弃疾词中用典确实比较频繁；其二，辛弃疾作词比较有名。这可不是我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试想：尤其是在宋代这样有学问的人比较多的时代，写诗作词是容易受到批评的。就说词坛吧，柳永、欧阳修因为通俗被批判，苏轼因为作词不够婉约招致各家声讨，评论家批评李清照时甚至连她的性别一起批评了（没错，说的就是王灼了。）
当然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或者说潮流影响：南宋词坛与辛派词人对举的是姜夔张炎等人为代表的骚雅词派，这一词派的崛起既有时代因素，也是词自身发展的结果。从词史的角度看，“去俗复雅”可以说是宋词创作的发展方向，也是宋人努力的着力点（关于宋词“去俗复雅”这条思路，改天写专篇讨论，保持对我的关注呀）。他们对辛弃疾一派的词展开了批评，把这类词中的豪壮语看成是“粗豪”，不够婉转妩媚和典雅纯正。更要命的是辛弃疾的后学者没有相当的才力和气魄，学稼轩作词方式豪壮不足反而变成粗粝叫嚣，引起了姜张一派的批判，而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辛弃疾。正如陈廷悼所言：“不善学之，流入叫嚣一派，论者遂集矢于稼轩。”
了解了这些之后，我认为辛弃疾作词大量使用典故虽然不能算做优势，但也不能简单粗暴地归于“掉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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