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代帝王惯于自称“寡人”“朕”“予”？这一独特的称谓体系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政治哲学。
《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解读。老子在此章中阐述了“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处世智慧，他指出：“侯王自谓孤、寡、不縠”，正是基于这种以退为进的哲学理念。老子认为，事物发展到极致必然走向反面，如同天清则裂、地宁则陷、神灵则衰、谷盈则竭，而君王若过度追求尊贵，终将招致倾覆。因此，帝王们以“孤”“寡”“不縠”自居，意在彰显谦卑的姿态，保持与民众的紧密联系。这种处世哲学与老子“居高思坠”“持满戒溢”的主张高度契合，体现了道家对权力平衡的深刻认知。
“孤”的本义源自“孤儿”，《说文解字》释为“无父也”，《孟子·梁惠王下》亦称“幼而无父曰孤”。随着语义的演变，“孤”逐渐引申为“特立”“单独”之意，正如“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所描绘的孤独状态。而“寡”最初指“数量稀少”，《说文》云“寡，少也”，《论语·季氏》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句。后来，“寡”被用来形容丧偶或未婚者，最终专指女性。古代帝王使用“寡”时，正是取其“单独”之意，暗示自己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处于一种超然独立的地位。至于“縠”，本有“养育”之意，帝王自称“不縠”，仍保留着“孤儿”的意象，进一步强化其谦逊的形象。
“朕”字的演变同样耐人寻味。小篆中的“朕”并非“月旁”，而是“舟旁”，其本义为船板之间的缝隙。《周礼·考工记·函人》记载：“视其朕而直”，戴震注：“舟之缝理曰朕”，意指水进入船体必经缝隙。因此，“朕”引申为“缝”，如“眼缝”。后来，“朕”逐渐演变为第一人称代词“我”，《尚书·皋陶谟》中皋陶对帝禹自称“朕言惠可厎行？”，而《史记》则记为“吾言厎可行乎”。《尔雅·释诂》将“朕”与“卬”“吾”“台”“予”等并列，皆释为“我”。段玉裁指出，这些字包括“朕”的“我”义并非源于本义，而是因音近而假借。他考证这些字的古音皆属“六部”，后经音变才获得“我”的含义，体现了古人“一音谐万字”的假借原则。
“朕”的专用化始于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等人提议：“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采纳建议，去“泰”取“皇”，并采纳“帝”号，自称“皇帝”，从此“朕”成为皇帝的专属称谓。其他臣民不得使用。秦始皇死后，二世即位，赵高权倾朝野，他对二世说：“天子称朕，固不闻声。”意在强调皇帝的神秘性与权威性，避免大臣直接接触皇帝。赵高此举虽被段玉裁斥为“比附”，但“朕”的确由此获得了“征兆”的象征意义，亦写作“朕兆”。
除了“朕”，帝王也自称“予”。《尚书·汤誓》记载商汤征伐夏桀时对部族首领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这里同时使用了“予”和“朕”，表明“予一人”是古代天子自称，亦作“余一人”，可见“予”“余”同音同义。这反映了帝王在自称时既保持谦逊，又彰显自身独特地位的双重策略。
《白虎通义·号篇》进一步阐释了帝王自称的用意。该篇指出，对上称“天子”是上天赐予的“爵号”，象征“替天行道”的职责；对下称“帝王”则是“号令”天下臣民的“至尊”称号。而帝王自称“予一人”“余一人”或“朕”，则是出于“谦”的态度。班固等人的解释非常明确：帝王自称并非自矜，而是通过谦辞来彰显自身与天命的紧密联系。这种说法实际上掩盖了“奉天承运”“王权至上”的本质，其中暗含着“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
《道德经》三十九章中关于“得一者”的论述，为帝王自称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哲学依据。老子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里的“一”即“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儒家思想对此高度认同，《白虎通义》称“君子”为“道德之称”，并指出“君”意为“群”，“子”为“丈夫之通称”，可见儒家将“君子”与帝王视为同一概念。《周易》中的“君子”多指帝王，这一观念反映了古代社会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因此，帝王“称孤道寡”，除了表明自己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外，还自诩为具有至高无上“道德”的唯一存在。道家和儒家对此观点的共识，说明这一认知早在上古国家形态形成之初就已萌芽。帝王自称的称谓体系，实则是统治阶级构建自身权威、巩固统治地位的巧妙手段，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与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