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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砂，作为一种重要的矿物质资源，其化学构成主要是硫化汞。在古代，人们通过将硫化汞矿石进行精细的研磨处理，然后加入适量的水进行静置分层，上层沉淀物即为朱礤，而下层则提炼出纯净的朱砂。这种物质呈现出鲜明的正红色泽，因此在古代的绘画艺术、文字书写以及化妆品制造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数千年前的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将朱砂磨成细粉，然后涂抹在甲骨文的刻痕上，以此来增强文字的辨识度和醒目性，这一行为被称为“涂朱甲骨”。而在封建王朝时期，帝王们使用朱砂粉末书写的批文，则被称为“朱笔御批”，这种做法不仅使得批文更加醒目，而且有利于长期保存。除此之外，朱砂在古代医药学和炼丹术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于帝王们追求长生不老之药的炼制，朱砂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原料，因为从朱砂中提炼出来的水银，正是古代帝王们长生不老药的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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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砂在古代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辰砂，这是因为湖南辰州（即今天的沅陵地区）所产的朱砂品质最为上乘，因此得此美名。正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那样：“丹砂以辰、锦（湖南麻阳）者为最。”而位于湘西的溪州（涵盖了今天湘西州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多个县区）也出产一种与辰砂齐名的优质朱砂，被称为溪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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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草述钩元》这部医药学著作中，根据朱砂的产地不同，将其分为石砂、土砂和溪砂三种类型。书中还明确记载：“溪砂生溪州砂石中”，由此可见，产于溪州的朱砂之所以被称为溪砂，可能与当地的水文地理环境有关，因为朱砂在溪州地区往往伴随着溪水的流淌而易于开采。在沅陵大酉山以及周边的永顺、古丈、泸溪等县，根据《湖南全省掌故备考》的记载：“大酉洞在辰溪县西二十里，深广二里，石笋倒垂，泉水沸涌，相传昔产丹砂自洞中流出。”这一描述生动地展现了朱砂在古代是如何从自然环境中被发掘出来的。
在唐朝时期，朝廷专门指定了一些地区，要求他们将当地的土特产作为贡品上交给中央政府，这些地区被称为“土贡户”，其中包括了辰州、锦州、奖州（即今天的湖南芷江）以及溪州。这些地区的土贡物品种类繁多，包括了丹砂、犀角、麸金、蜡、蜡烛、斑布、文龟、黄连、茶等多种土特产。例如，《新唐书·地理志》中就明确记载了：“辰州土贡光明砂”，“锦州土贡光明砂”，“溪州土贡丹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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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州地区山峦叠嶂，溪河纵横交错，因此溪砂的产量远远超过了辰砂。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开元贡：思州，朱砂；辰州，光明丹砂四斤；锦州，光明砂；溪州，贡朱砂十斤。”而在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溪州观察使王础上奏朝廷，称：“溪州被前刺史魏从琚于两税外，每年加进朱砂一千斤，水银二百驮。”这一奏报清晰地表明，溪砂的产量之高，已经达到了需要额外进贡的程度，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溪砂是唐王室获取朱砂的主要来源地。
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池田温曾经对唐代朱砂的价格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发现当时每两朱砂的价格约为150文，而当时的粮食价格大约是每担200文，也就是说，当时一两朱砂可以换得四分之三担粮食。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唐代溪州朱砂、水银的年产值达到了288万文，而同期溪州的粮食总产值则为13590万文，朱砂、水银年产值占粮食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一，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了朱砂、水银产业在溪州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活跃发展。
自唐朝至元朝，关于湘西地区向朝廷进贡朱砂的记载屡见不鲜。杜佑的《通典》中就记载了：“卢溪郡贡光明砂四斤，灵溪郡贡朱砂十斤。”而在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008年），古州刺史向通展进献了芙蓉朱砂二器、马十匹、水银千两，宋真宗下诏有司为其铸造印章。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其弟向君泰前来朝见，溪州刺史彭文庆也进贡了水银、黄蜡。天禧元年，富州刺史向通汉率领所部前来朝见，进贡了名马、丹砂、银装剑槊、兜鍪、彩牌等物品。到了元代，五寨长官司（即今天的凤凰地区）更是上缴了朱砂1500两、水银2240两。
唐代以后，湘西地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朱砂的主要产区，尤其是溪砂的产量，一度超过了全国其他地区。然而，到了清代，朱砂产业逐渐衰落，如今，原溪州地区的四个县已经不再生产朱砂，只有凤凰茶田仍在进行朱砂的开采。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地矿245队在凤凰茶田进行了汞矿勘探，探明汞矿储量高达1万吨，这一储量在全国范围内位居前列。（文/曾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