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家之绝唱”
1. 赵翼赞誉《史记》为“史家之极则”，鲁迅更是将其誉为“史家之绝唱”。所谓“极则”，可能指其严谨的体例和书法；而称其为“绝唱”，则更强调其深邃的实录精神和批判精神。
2. 《史记》的实录精神历来受到后人的称颂。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学者们皆称赞司马迁具备良史之才，他善于条理事理，辨析是非，其文章质朴，内容翔实，既不虚美，也不隐恶，因而被视为实录的典范。
《史记》的实录特点得益于史料的真实性和叙述的科学性。司马迁因职务之便，广泛阅读了前代典籍，并参考了《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以及皇室所藏的文献资料。他还通过实地调查、采访受访者等方式获取材料，确保了史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
在信息不畅、文献不足的古代社会，司马迁能够如此严谨治学，实属不易。他对所获取的材料持审慎态度，对传说中的黄帝尤为慎重，经过参酌诸书、实地调查、采访长老等多方验证后，才撰成《皇帝纪》。其撰写《三代世表》、《孔子世家》等其他篇章，亦持此态度。
最为重要的是，《史记》的实录精神体现在“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上。
3. 刘知几曾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但仅有才学识，若无史胆，也难以做到‘善恶必书’。”司马迁著史，旨在以古鉴今。他在分析、处理史料的过程中，始终贯穿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寄寓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史家必备的才学识胆在司马迁身上得到了高度统一，实录精神与批判精神在《史记》中相得益彰。
《史记》的批判锋芒不仅指向汉代的最高者。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既肯定了刘邦统一天下的功绩，又揭示了他的市井无赖嘴脸和背信弃义、冷酷自私的本质。对于汉武帝的多欲与的因果联系，也在《平准书》《列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叙述。
《史记》不仅实录事实，还常含讽刺之意。如在《封禅书》中，虽不直接谈及封禅之事，但通过揭露短处的方式，仍传达出对者的不避之勇。
4. 《史记》还深刻揭露和鞭挞了社会上层人物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他们冷酷自私、的品质特征。例如，《萧相国世家》所载刘邦行封的故事，反映了臣僚关系的不和。而刘邦为巩固权力而杀死开国功臣的行为，更是居心叵测。
5. 对于中的谀儒现象，司马迁尤为不齿。叔孙通和公孙弘便是这类谀儒的代表。他们阿谀奉承君王，见风使舵，曲意逢迎。即使为相、侯，仍为司马迁所不齿。
6. 《史记》一方面广泛批判社会上的各种、、庸俗现象；也对如伍子胥、屈原等忠而被谤、死而无悔者，以及如朱家、郭解等振人之急、已诺必诚者，乃至凡为社会人生作出物质或精神贡献者，表现出高尚情操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当时游侠的赞许。
《游侠列传》中提到游侠虽言行不一定符合正义，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这种游侠之行，虽不轨于正义，却有值得称赞之处。这更明确地表达了司马迁的社会道德理想以及是非善恶的判断原则。
7. 《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既有批判也有歌颂。实录精神、批判精神与社会道德理想在《史记》中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这部“史家之绝唱”。
二、“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