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冷的小寒时节，一群人前往衍园美术馆参观“一代儒宗——马一浮与温州特展”，仿佛看到前辈们如白鹤般降临于苍松之上，令人难以分辨是雪覆松枝还是鹤栖其上。欣赏这样的展览，堪称一场宏大的观览，不仅能够领略马一浮先生的卓越造诣，更能洞察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以及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进而观察该地众多贤者的风采。
“手抄万卷未阁笔；心醉六经还荷锄”，这副七言联已经将一代儒宗的精神风貌与气度展现在后人的面前。马一浮先生的成就犹如巍峨高山，令人仰止，在此无需赘言。通过展览，我们得以窥见温州地区与马一浮先生交往密切的众多才俊，他们之中有来自瑞安的林大同、邹梦禅，鹿城的夏承焘、王敬身、刘景晨、方介堪、马公愚，乐清的朱镜宙、仇约三、吴鹭山、张云雷，苍南的苏渊雷，瓯海的潘鉴宗等，细细盘点，竟有二十余人之多，或许这个数字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以林大同为例，他与马一浮、弘一、项骧等人同为南洋公学的同窗，与马一浮“在杭州近二十年，几乎每隔十天就能相见”。展览中展出了马一浮写给林大同的信札，内容涉及林大同等人为马一浮操办婚事之事。马一浮在信中以“浮德非虞鳏，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娶，私亦讶其不伦。况日昊行歌，人间何世？朝飞动操，无感予心”婉言拒绝。落款为“丁卯八月廿一日”，时年马一浮四十五岁。据悉，马一浮有“不书祠墓、碑志；不书寿序、征启；不书讣告、行述、像赞；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不出市招”的“五不书”惯例。林大同辞世后，马一浮却为其遗像题签，并为其绝笔作识。
展览中展出了夏承焘的行书《玉楼春》，创作于1963年国庆期间，当时夏承焘在北京观赏焰火后的感怀，同行者有“蠲叟”。夏承焘与马一浮的交往可谓频繁，他们在不同场合探讨佛学、词学、哲学，还带领弟子前来拜见马一浮。《天风阁日记》中关于两人的记录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到50年代。1946年6月10日的记载颇具趣味：“夜梦甚甜，梦马湛翁为予治病。”那种对马一浮的渴慕之情，只有在梦醒之后才能自知。夏承焘曾说“与这位老先生谈论竟达十余年而不倦”。马一浮辞世后，他赋诗悼念，其中“弥天一老堂堂去，谁替雷锋管夕阳”一句可见马一浮先生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
王敬身是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的弟子，以饱学的中年依附马一浮先生门下两年之久，师徒情谊深厚。展览中展出了马一浮“诗寄王敬身”的墨迹，款识写道：“往者贱降，远劳寄诗存问，良荷念旧之殷，久未答谢。顷闻浙中寇患遂及里门时自爱，不宣。壬午夏六月，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弟子的关切之情。马一浮去世三年后，王敬身“梦见他忽莅临吾乡，左顾敝庐，颜状如平生。他正要拜读师尊手中的近作，却为邻鸡啼醒，怅惘不能自已”。不禁感慨，平生能得一师足矣！乐清的仇约三，为马一浮的入室弟子。据说，他特辟一室供奉马一浮的像与手迹，每日必瞻仰。仇约三选择隐居雁荡山一峰，去信当时在四川的马一浮先生请求为其题写“祥云庵”。1940年，时局动荡，马一浮先生在信中嘱咐弟子“安命待时，足慰远念”。
温州地区的才俊，与马一浮先生交往密切者众多。展览中也有对马一浮先生持不同意见的人，那就是潘鉴宗的侄女琦君。1929年，十三岁的琦君随母亲（伯母）叶梦兰迁居杭州。父亲（伯父）潘鉴宗让她拜马一浮先生为师，学习国学。女孩对塾师严格的“之乎者也”感到厌倦，早已被杭州新式女子的漂亮裙子所吸引，说服父亲，并考入杭州弘道女中。想象小琦君叛逆的模样，不由得暗自发笑。后来琦君还是听从了父亲潘鉴宗的安排，大学期间追随夏承焘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
温州位于浙江的最南端，当地乡民克服地理偏僻的局限，求知若渴。从北宋“元丰九先生”前往中原汴京学习，带回“伊洛之学”并化为永嘉学开始，代代传承，学风逐渐形成文风，文风又滋养了地方的地气，这种精神在此次展览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现。温邑的先辈们，视野开阔，仰慕贤达，又将贤达之风带回故里，泽被乡梓，这是地方之大幸。
回到书房，仍余兴未减，展开画册欣赏马一浮先生的画像：须发如雪，目光沉静，立于时光深处，凝望古今。不禁感慨，都说树比人长久，马一浮先生已然成为一棵树，且是南山不老松。（大 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