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佬”这一称谓的起源，学术界目前存在几种主流观点，但这些观点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福佬”是对“福建人”的简称，因为客家人主要居住在广东地区，所以将来自福建的闽南居民称为“福建人”，进而演变为“福佬”。然而，这种解释忽视了客家人的多元分布和“福佬”群体的多样性。事实上，客家人不仅分布在广东，闽西和赣南等地也是其重要聚居区；同时，“福佬”并非仅指闽南人，潮汕地区使用闽语的居民也属于这一范畴。在闽西客家人的语境中，“福佬”主要用来指代潮汕人。笔者作为闽西客家人的后代，在武平县成长期间，经常听到长辈们将潮汕人称为“福佬”，甚至将潮汕女性称为“福佬腑”。这种称呼方式表明，“福佬”一词在福建地区的使用主体是福建人，而对象则是广东人，这与某些学者的解释恰恰相反。
第二种观点认为，“福佬”源于“学佬”，即因为客家人在过去普遍较为贫困，多数人缺乏教育，而村里聘请的教书先生多为闽南（或潮汕）人，为了表达尊敬和羡慕，将先生称为“学佬”，寓意有学问的人，久而久之，这一称呼被泛化到所有闽南人和潮汕人身上。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依据。尽管客家人在过去经济条件较差，但他们历来重视文化教育，有着耕读传家的传统；而闽南和潮汕地区虽然相对富裕，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反而不如客家人。“学佬”这一解释与历史事实存在较大差距。
第三种观点认为，“福佬”应为“河洛”，即福佬先民起源于河洛地区，文化水平较高，为了纪念故土并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土著区分开来，自称为“河洛人”。由于闽南话中“河洛”与“福佬”发音相近，逐渐被讹传为“福佬人”。这种说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属于后期形成的解释。前两种观点都将“福佬”视为他称，而这一观点则将其转化为自称。然而，实际上“福佬”这一称呼往往带有贬义色彩，因此现实中很少见到闽南人或潮汕人自称为“福佬人”，客家、广府等邻近族群的人们也很少在正面场合使用这一称呼来指代闽南人或潮汕人。此外，“福佬人”通常认为其先祖在唐代来自光州固始，而光州固始位于淮河以南，与黄河流域的核心区域——河洛（即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相距甚远，且不属于同一大的政区。
河洛地区在唐代属于都畿道，宋代属于京西北路；而光州在唐代属于淮南道，宋代属淮西路。直到元代，光州才被划入河南行省，但仅处于河南省的西南边缘，与全省核心的河洛地区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即使到了元代，光州也仅勉强与“河”（指河南省）有所关联，而与“洛”（洛阳、洛水）的距离依然遥远。某些学者为了提升自身地位，强行将“河洛”与福佬先民联系起来，甚至将老祖宗入闽的时间从唐代推移至元代，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合理的。由此可见，“河洛”说在论证上存在诸多不足，难以自圆其说。
那么，“福佬”作为族称，究竟是如何得名的呢?
我们认为，要准确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福佬”是他称还是自称，其次要确定这一族称出现的时间。此外，还需要了解古今语音的演变规律以及地名、人名（尤其是族名）从粗俗到典雅的演变过程；同时，必须正视土著少数民族成分在闽南人、潮汕人血统和文化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客观事实，将这一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才能得出较为接近实际的结论。
从“福佬”一词的使用情况来看，正如客家本是他称一样，“福佬”也是客家人对闽南人和潮汕人的一种带有贬义的称呼。明确了这一点，也就确定了“福佬”一词出现的时间上限，即不能早于南宋中叶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